从斯摩棱斯克开始,俄国所有的城市和村庄,即便没有拉斯托普钦伯爵和他的传单,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在那里也发生了。人们漠然地等待敌人的到来,没有**,没有惶恐,更没有把谁撕成碎片,人们若无其事地等待敌人的到来,若无其事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自信他们有能力在最危急的时刻找到出路。敌人即将到来时,最富有的一部分居民就抛下财产,独自离开了;而穷人则留了下来,把剩下的东西烧掉、毁坏。
该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的,这种意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罗斯人心中,尤其是比预感到莫斯科将被敌人占领更深深地存在于一八一二年俄国莫斯科上流社会人们的心中。有些人七月和八月初就开始搬出莫斯科,这表明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人们带着所能带走的东西,抛下房屋和一半家产,仅带了些便于携带的东西离开,是出于潜在的爱国热情这样做的,这种爱国热情既不是以华丽的辞藻、也不是以献子救国等不自然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爱国热情的表达是不知不觉的、无意的、本能的,因此它总能造成最震撼人心的结果。
“逃避危险是可耻的;只有懦夫才会离开莫斯科,”有人这样对他们说。拉斯托普钦在他的传单里宣传,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他们羞于担个懦夫的骂名,羞于离开首都,然而他们还是离开了,因为他们知道必须这样做。他们为什么离开?不要以为是拉斯托普钦用拿破仑在被征服国家的恐怖行动吓坏了他们。离开的都是些文化人,尤其第一批离开的是有钱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很清楚,维也纳和柏林完好无损,当拿破仑占领这些城市时,当地居民与那些风度翩翩的法国人度过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当时俄国男人,尤其是女士们对那些魅力无穷的法国人也是崇拜有加的。
他们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对俄国人来说,处于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受法国人统治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因为最糟糕的事莫过于此。波罗金诺会战之前人们就陆续离开,会战之后跑得就更快了,根本不顾保卫首都的号召,不顾莫斯科总司令宣布的打算抬着伊韦尔小教堂的圣母像去作战,不顾能消灭法国人的大气球,更不顾拉斯托普钦在传单里写的那些荒诞无稽的话。他们知道部队应该打仗,如果部队都打不过,那么他们带着女眷及家仆去三山与拿破仑作战也是徒劳的。所以,不管他们多么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留下来毁掉,还是得离开。他们离开时根本没考虑居民们丢下、显然要被烧毁的这座雄伟、富庶的首都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被遗弃的庞大的木质城市是必然要被烧毁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而离开的,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们的离开,才促成了俄罗斯人民引以为荣的伟大事件。那位还是在六月份就带着黑奴和仆从小丑从莫斯科到萨拉托夫省乡下的贵妇,蒙蒙胧胧地意识到她不愿当波拿巴的奴仆,她担心人们会遵照拉斯托普钦伯爵的命令阻拦她离开,但她无意中却干了一件切切实实拯救俄国的大事。而拉斯托普钦伯爵呢?他时而羞辱离开的人,时而疏散政府机关,时而给一群酒鬼发放毫无用处的武器,时而抬着圣像游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主教往外运圣骸和圣像,时而征集莫斯科所有的私人车辆,时而用一百三十六辆马车运走列皮赫制造的气球,时而暗示他会烧毁莫斯科,时而说他烧毁了自己的房屋,给法国人写了一篇缴文,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捣毁了他的孤儿院,他时而把烧毁莫斯科的荣耀归于自身,时而又拒绝这一荣耀,时而下令把所有奸细给他抓来,时而又为此骂人,时而把所有法国侨民赶出莫斯科,时而又让法国侨民在莫斯科的中心人物奥贝尔-夏尔姆夫人留在城里,而命令把毫无过错、受人敬重的老邮政局长克柳恰廖夫抓获并发配流放,时而把老百姓召集到三山去同法国人作战,时而又为摆脱这帮人,让他们杀人而自己从后门溜之大吉,时而说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时而又在纪念册里用法文写自己参与这件事的诗歌。这个人理解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他只想亲自干出一番事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一番爱国主义的英雄业绩,他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在放弃并烧毁莫斯科的这件严肃而无法避免的事件中上窜下跳,使劲用他的小手一会儿向前推,一会儿向后挡那连他自己也一起卷走了的巨大的人民洪流。
六
艾伦随着宫廷从维尔诺回到彼得堡后,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在彼得堡时,她受到一位身居国家要职的显贵的特别庇护。在维尔诺,她又与一个风华正茂的外国王子过从甚密。等她回到彼得堡,王子和显贵同处一地,两人都宣称对她有特权,这样艾伦便面临着交际生涯的一个新课题:既要与两人同时保持亲密关系,又要不得罪其中的任何一个。
这种对其他女人来说是如此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应对的事,却根本没让这位别祖霍夫伯爵夫人为难,看来,绝顶聪明女人的头衔她是当之无愧的。假如她隐瞒实情,耍点手腕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这倒坏了事,等于承认自己有错;而艾伦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像一个能力挽狂澜的真正伟人一样,立即把自己摆到一个绝对正确的位置上,她由衷地相信她是对的,而让别人充当有负于她的角色。
当那位年轻的外国人第一次对她提出指责时,她便高傲地扬起她美丽的头,向他半侧过身,干干脆脆地说道:
“看吧,男人是多么的自私与冷酷!我对男人根本没抱什么希望。女人总是为你们牺牲,总是痛苦,这就是女人得到的奖赏。殿下,您有什么权力盘问我的眷恋与友情?他对我胜过亲生父亲呀。”
年轻人本想说话,但艾伦打断了他。
“嗯,是的”她说:“也许他对我不完全是父亲般的感情,但我也不能因此而不准他登门。我不像男人那样忘恩负义。殿下您会知道,我内心感情只对上帝和我的良心解释。”她一只手轻轻地放在高高耸起的美丽的胸脯上,望着天空,说完了这段话。
“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听我说。”
“娶我吧,我愿当您的奴仆。”
“但这不可能。”
“您不肯屈尊与我结婚,您……”艾伦哭着说。
年轻人开始安慰她,艾伦流着泪(似乎是歇斯底里地),说什么都不能阻挡她嫁人,说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当时这种例子还很少,她是指拿破仑等大人物),说她从来就没给丈夫当过妻子,说她是牺牲品。
“但法律和宗教……”年轻人开始让步了。
“法律和宗教……如果这些东西如此无用,又何必杜撰出来!”艾伦说。
这个大人物也颇感惊讶,他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想到,于是他去找跟他关系密切的耶稣教的教友们讨主意。
几天之后,艾伦在石岛的别墅举办了一次迷人的娱乐活动,期间一位身穿短袍的耶稣会会员若贝尔先生被引荐给了她,这个人已不年轻,头发雪白,两只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很有魅力,他伴着迷人的音乐和彩灯的光华在花园里坐了很长时间,同艾伦谈对上帝的爱,对基督的爱,对圣母之心的爱,谈惟一至真至善的宗教――天主教在今生和来世给人的慰藉。艾伦深受感动,有好几次她和若贝尔先生都流了泪,声音也颤抖了。舞伴来邀请她跳舞,打断了她和她未来的心灵导师的谈话;但第二天晚上,若贝尔先生又单独来拜访艾伦,从此就成了她府上的常客。
有一天,他带伯爵夫人去了天主教教堂,她被领到一个祭坛旁,在祭坛前跪了下来。这位上了年纪、很有魅力的法国人把双手放在她的头上,据她自己后来说,她顿时觉得好像一阵轻风吹进了她的心田。人家向她解释说,这就是神恩。
后来给她请来了穿着长袍的神甫,他听了她的忏悔,宽恕了她的罪过。第二天,给她送来一个装着圣餐的盒子,留在她家供她使用。又过几天,让艾伦高兴的是,她已加入了真正的天主教,不久教皇本人也会知道她的事,给她寄一份证明文件来。
这段时间,在她周围和她身上发生的一切,那么多聪明人用令人愉快的、雅致的方式对她表示的关注,以及她现在所穿的鸽子般纯洁的衣物(这期间她总是穿着白色衣裙,扎着白色发带),所有这一切都给她带来极大的愉快,但她并没因这种愉快而放弃自己的目的,哪怕一分钟也没有。通常,在耍手腕方面,傻子总是算计了聪明人,她明白他们这些花言巧语和不辞辛劳,目的是要把她拉入天主教会,让她掏钱给耶稣会(对此已给她做过暗示),在掏钱之前,艾伦坚持先为她办理那些烦琐的摆脱丈夫的手续。以她的理解,任何宗教的意义无非是在满足人的愿望的同时,再遵守一些公认的礼仪。她正是怀着这样的目的,在一次同接受忏悔的神父谈话时,非要他回答婚姻对她有多大束缚力的问题。
他们坐在客厅的窗户旁。夜幕正在降临。阵阵花香从窗外飘来。艾伦穿着一件袒肩露胸的白色衣裙。保养的很好的老神父紧挨艾伦坐着,他肥胖的下巴上胡须刮得净光,嘴巴坚毅而好看,一双白晰的手温顺地叠放在膝盖上,嘴角带着一丝微笑,他正对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畅谈自己的看法,时尔用对她的美貌十分心醉的眼神平静地看看她的脸。艾伦不安地微笑着,看着他的卷发和刮得光光的、有些发青的、胖胖的双颊,她随时等待机会转变话题。然而,尽管神甫欣赏她的美貌并享受着与她如此密切的接触,显然他更醉心于处理本职工作的技巧。
心灵导师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因为您还不知道您所做事情的意义,您就对一个男人许下了忠诚于他的结婚誓言,而这个男人在结婚时并不相信婚姻的宗教意义,因此他就犯了亵渎神灵罪。这种婚姻缺乏它应有的双重意义。尽管如此,这个誓言对您还是有约束力。现在您违背了誓言。您这样做是犯了什么罪呢?是可以宽恕的罪过呢,还是无可救药的罪过?是可以宽恕的,因为您的行为并无恶意。如果您现在为了生儿育女而重新结婚,那么您的罪过就是可以宽恕的。但是这个问题又是一分为二的:第一……
“不过,我想,”烦闷的艾伦突然带着迷人的微笑说:“加入真正的宗教后,我就不会再受虚伪宗教的约束了。”
心灵导师被这突如其来的、犹如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的问题搞得大为惊讶。他为弟子有这样迅速而出乎意料的领悟力赞叹不已,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花费很多心血搭起的理论大厦。
“伯爵夫人,我们来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笑着说,又开始反驳女弟子的论断。
七
艾伦明白,从宗教角度看,这是一件非常简单而又容易的事,但她的心灵导师们却认为困难重重,那只是因为他们担心上流社会对这件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