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